出发前准备事项，河南调查公司小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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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语和阿风专门从事帮人捉小三的业务，他们隶属于一个叫赤色危机的团队。之所以称团队而不是公司，是因为国内暂未发放允许私人进行调查的许可证。他们因帮助众多遭遇婚外情的女性调查出轨而闻名，这个职业有一个更吸引人的名字：找人公司。
从委托人下定鱼死网破的决心开始，翁语和阿风就开始像警察办案一样收集目标的各种资料。包括每天的行动轨迹，经常去的场所，目标的个性、社会关系网以及生活习惯。再从中抽丝剥茧，利用跟踪、偷拍等手段坐实出轨证据。
证据坐实后开始捉奸。侦探们分工明确，进门后，一人站窗前，防止跳楼，一人堵厨房，防止拿刀，一人手持DV录像，另一或两人负责擒住那对儿苦命鸳鸯。
这时轮到原配夫人上场，撕扯和打骂是必须上演的戏码，来自翁语在捉奸前对原配夫人的反复提点。九年的职业捉奸经验告诉翁语，小三没穿衣服和穿上衣服时是两个人，“不打她她会看不起你”。
但发泄怒火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见血是大忌。侦探们最怕一场道德审判变成刑事案件，翁语曾在大清早收到委托人提前写好的遗书，此时委托人已经拿着剪刀去找她丈夫拼命了，幸好她及时赶到，避免了一场惨剧。
然而真见了血，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弥补。有一次捉奸在床，原配怒火中烧，抄起一根撬棍砍在小三头上，登时血流如注。
翁语赶紧让手下开车把撬棍扔得远远的，警察询问，答，一怒之下随手捡了颗石子砸的。派出所简单的问询后，原配便被释放了。她那时才明白，撬棍和石子的区别，也是“故意伤害罪”和“只需支付医药费”的区别。
比如每次破门捉奸之前，都要调查清楚房主是谁，如果是小三的房子，那房主必须当场说明，否则就是“误闯”。与此同时，摄影机必须全程跟拍，证明他们没有暴力破门，且没有毁坏屋内超过5000元的财产，那么这次行动就算不得“私闯民宅”。
“我们很守法的。”翁语说。

　　侦探们的装备(摄像机和反猫眼)
“都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们”
在翁语看来，帮人捉小三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很多人的道德已经彻底沦丧。她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解决婚姻问题的“下下策”，“都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们”。
有些夫妻感情破裂，一方在外找小三，且因财产分割问题不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诉求，更有甚者，会提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让对方净身出户。
在离婚案件中，法院一直秉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普通女性很难找到实在的证据证明对方出轨，那么实际的过错方就将获取更多利益。
也正因此，翁语深信以暴制暴的法则，遇上不讲理的人，只有更不讲理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翁语曾用这种江湖手段保护过A女士。
A女士白手起家，打拼到年薪百万，挣下了在北京两套房产和一辆汽车。丈夫一直不工作，每月从妻子那里拿两万块生活费，负责在家照顾儿子。房子和车子都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家里的银行卡全归丈夫管。
A女士她深知丈夫的品性，若贸然离婚，要做好多年心血付诸东流的准备。于是她找到翁语。
在向赤色危机支付了预付款项后，A女士得到了翁语以“朋友”身份给出的建议。先不动声色地稳住丈夫，在恰当时机，告诉丈夫有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说服丈夫把资产全部投进去。
丈夫一向爱钱，且相信妻子的商业判断，当即表示支持，两人拿着房产证到公证处公证，两套房产由A女士全权处理。
之后到信贷公司将房产抵押换成真金白银，再全部投到另一家P2P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翁语联系的。
一切手续都合规合法，A女士的千万资产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第三方”名下，也理所当然地遭遇投资失败。为了把戏做足，翁语安排了一拨手下去A女士家找人寻人。
家庭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在找人寻人的人群面前，她恳求丈夫“以后我们两个人努力一起还好吗?”，丈夫拒绝了，并主动提出离婚。
后来A女士说，当时她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若丈夫能稍微体谅她一些，她就将结束这次委托。再后来两人离婚，她给他留下了一套房子和十万块钱。
对于性格软弱的女人，翁语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在她看来，当断则断是做人的必备素质，优柔寡断只会酿成更大的恶果。她曾帮助一名委托人捉奸三次，前后长达两年。
而对这名委托人丈夫的捉奸行动，也因难度较大让翁语颇感头疼。当时强烈的怀疑让B女士痛苦难耐，夜夜饮酒，昏昏沉沉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后，她找到翁语。
在翁语面前，B女士将怀疑的原因归结为第六感。翁语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只要经她手的委托，最终结果80%都是出轨，剩下两成，不是吸毒，就是赌博。
但B女士的丈夫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她在外做生意，住在北京高档小区，戒备森严，坐电梯也要刷卡。他有一辆奔驰，一辆宝马，一般人不知道他平时坐哪辆车出门。为保证安全，他还让司机住在家中侧间。
小区难以突破，他们就整天混在院子门口，和看门老大爷、扫地阿姨扯闲篇，混得面熟了，塞两条好烟，几百块钱，说亲戚住在里面，开门放行不在话下，还把门禁卡弄到手了。
之后跟踪目标，确定具体具体位置，在他两辆车上装上GPS定位装置，如此一来，这位丈夫就成了翁语手机手机上的一个移动的点;再通过反猫眼设备观察房间结构，这是为最后的捉奸做准备。
下一步是搜集证据，他们紧跟丈夫近一个月，用DV或安装在手机耳机接口处的针孔摄像头拍摄下约会和逛街的影像资料。晚上，他们找到附近一栋与丈夫住处几乎平层的高楼，利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室内情况。窗帘没拉严，证据确凿。
捉奸当天，翁语没有参加。凌晨两点钟，他接到手下的一个电话，任务完成——一般任务完成后他们不会马上向翁语汇报——“这次有惊喜，一张床按下四个”。
让B女士没想到的不止是还有小四小五的存在。捉奸之前几个月，她听说他的生意赔了本钱，便去看望，丈夫带她去吃沙县小吃，她看丈夫生意难做，将家中积蓄拿出来补贴丈夫。
即便如此，B女士还是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离婚。之后的两年，翁语又帮这位当事人捉了两次。“这次应该是离了”，翁语说。
有一次和一群客户聊天，偶然说起离婚率的问题，翁语便举此例说明不离婚不代表婚姻没问题。在捉小三的九年时间里，她逐渐对两性关系的崩坏习以为常。“算算你们周围的朋友，十对里面得有七对出轨的”，四下默然。